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贼寇起自于崇祯三、四年（公元1630年、1631年）之际，刚开始他们不过是些因饥饿寒冷而聚集于山谷间的百姓，这便是所谓的寇。到了崇祯五、六、七年（公元1632年、1633年、1634年）间，寇匪横行千里，行动飘忽不定，已经形成流寇的态势。待到崇祯十一、二年（公元1638年、1639年）后，情况又有所不同，已不再是一般草贼的行径。再至崇祯十四、五年（公元1641年、1642年）后，贼寇更非割据一方的模式。
起初，当寇匪作乱之时，朝廷无论是采取剿灭还是安抚之策，其实都较为容易。然而朝廷当权者见识浅薄，终究未能形成有效的对策，令人叹息。初期握有兵权的前线将帅，他们尚属中等智慧能力以上，也并非没有战胜寇匪的威势，然而朝中的公卿大夫往往置身事外，轻易决定战事安排，目光短浅，急功近利，死板规定期限且要求必须有所成效，始终未能取得成功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朝廷任用人才不佳，以骑劫（燕国冥将）乐毅（燕国名将），赵括（赵国冥将）代替廉颇（赵国名将），刚开始任用贪婪无能的熊文灿，造成生灵肆虐的后果，继而又启用杨嗣昌，造成军事上的严重失误，于是中原地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那些堪称首恶元凶的贼寇们愈发嚣张，朝廷内部人心惶惶，陈睿谟年迈力衰，宋一鹤年轻稚嫩，朝廷因循旧例，草率地任用他们，又缺乏节制之术，导致将领不懂军事，士兵不能作战。不仅如此，官兵残暴对待百姓，其恶劣程度甚至超过贼寇，导致湖南湖北战事愈发恶化。因此，民众怨恨，上天震怒，饥荒与瘟疫频繁发生，人们同类相残，生灵贱如草芥。
此时李自成趁机崛起，占据中原，吞并江汉，侵袭陕西，进犯山西、巴蜀，如此势如破竹，皆因民心所向。由于朝廷赋税繁重，百姓困顿，百姓困顿又盗贼滋生，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，怎么要等待有智慧的人出现后才知道这个道理呢？明朝制度虽详尽严谨，但内重外轻，君尊臣卑，法律互相牵制，权力相互制衡，按说虽有奸臣，却难以作大乱，虽有枭雄，也难以立奇功。然而，朝廷在征收赋税上繁复苛刻，而在养育民生上却相当粗陋。
我曾听说过故去的大臣冯琦的言论：本朝的忧患，不在于外戚，不在于宦官，不在于大臣，也不在藩镇敌国，日后真正令国家忧虑的，唯在于皇帝与群臣的严重隔阂以及民众的生活困苦上。记得丙子年（公元1636年）我在淮上，遇见一位老人谈论流寇之事，他说：此寇如果不早日铲除，必将导致国家灭亡。后来我归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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